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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应用和研究法律现象的方法论的层面。

在加拿大，司法审查已成为加拿大宪政的既定特征，但是，有人说，我国宪法的一条根本原则是，立法机关至高无上，法院必须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得对立法部门进行‘事后品评{3}（P.35）在法国，由于受卢梭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的影响，一直反对司法干预立法，审查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们看到，美国以《权利法案》来实施宪法。

学界为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1、宪法第36条（宗教自由条款）的缺陷为方便讨论，现将宪法第36条全文摘录如下：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对中国精神秩序传统进行文化解释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路径之选择。天主教传教士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传统，受罗马教皇支配，主导着基督教在华的正统宣教政策。他们最早提出了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的概念，如何体现本土性质呢？具体分解为三个子原则：self-supporting（自养），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传，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词）。

不过，当下很多人讨论宗教法治化时，单纯强调自由原则，对于1949年之前的自治遗产则少有关注，这是一种历史视野的缺失。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先哲乃至于近代以来的文化/政治精英一直有一种贯穿古今的连续性努力，即通过建构一整套经验性的伦理信仰体系来安顿民族的整体性精神秩序。实践表明，在非常状态下，立法机构经常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紧急措施。

虽然当时严重缺乏非常法律，但正是这种体制，使我国经受了朝鲜战争、中苏边境冲突、唐山大地震等特大紧急事件的冲击。(45)(47)C.L.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pp. 15-28,5.(46)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ti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5-66.(48)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在应急预案的有力保障下，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顺利举办，实现了防患于未然、消患于萌芽的紧急事件治理的最高层次。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了两种并列的非常状态：战争状态和戒严。

划分非常法律体系组成部门的标准，不是具体的紧急事件，也不是特殊的治理方式，而是不同的非常状态。⑦韩大元、莫于川主编：《应急法制论》，第245-250页。

这一构建任务由《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24号）提出，其构建方式是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法律法规——例如，《防震减灾法》、《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价格法》等，根据其规范对象，分别纳入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四个规范体系中。中国的非常法律，也应由这类法律、行政法规、政府及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军事法规所组成。这在SARS危机、南方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新疆七五事件等众多紧急事件的治理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参见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á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6.③详细研究，参见C. L.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④闪淳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应急管理》，《中国应急管理》2010年第8期。

此后，随着法律的发展，必要逐渐被纳入法律体系中，成为民法和刑法中的紧急避险以及行政法中的必要性原则。二、中国非常法律的现状：体系、体制、实践、基本特征从表面上看，由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军事法规等组成的中国非常法律是一个杂乱的混合物，内部不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29)应急预案的实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中国非常法律的未来，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正是洪灾、传染病、地震、群体性事件等现实紧急事件的冲击，以及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的担忧，中国非常法律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部和外围迅猛发展。政府在前者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杨素宏等：《大灾之后社会稳定》，《瞭望》2009年第19期。违背了临时性的非常法律，同样也不是真正的非常法律。

非常状态下的统一可能会要求个体全面融入集体，而常态下的统一可能只涉及个体的财产或行为等的某一方面。社会公众也是突发事件治理的主力军。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事实始终未发生，但是非常法律却得以落实。战争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协调统一，则以命令—服从为主，包括宣传、教育等其他方式。综合统一的制度是众多非常法律努力实现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多数非常法律的内容结构高度一致的根源。众所周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出现法律事实，如果没有法律事实，法律规范将无法落实。

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是建立国家权力机构与武装力量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关系。(27)该地方性法规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是确保奥运会平稳有序进行的基本法。

在应急状态下，国家的力量可能也不充分，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协助。在应急预案体系迅速形成的同时，国务院还构建了一个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解放军广泛参与了抗洪抢险、地震、突发传染病、社会重大灾难事故等突发事件的治理。2003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将应急体制的建设任务赋予了政府。

需说明的是，本文将中国调控、治理紧急事件的各种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统一称为非常法律，而不是沿用紧急状态法律、突发事件法律、应急法律等称呼。战争、内乱等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紧急事件，因此最先被纳入法律调控。(30)预案的可操作性、相互之间的衔接和演练均有待加强。加拿大现行的《危机管理法》也有类似授权。

一些国家的最高法院的审判权延伸到关于非常状态的决断问题。政府及政府部门是发布预警、决定各种响应级别的决断机构，可以根据各种非常法律采取积极救助、强制隔离、强制迁移、紧急征用、限制各种自由、干预市场物价等特殊措施。

(52)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á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63-65.(53)黎伟华：《三鹿奶粉受害者的赔偿之路》，《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1期。(34)然而在应急状态下，政府通过议事协调机构联合其他国家机构的力量，通过社会动员机制吸纳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从而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缔造了一个新的全能政府，拥有了超出常态的、管制公民权利的紧急权力，又成了新的管制政府和权力政府。

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推动建立的非常法律显得较为零散，不仅不成体系，甚至也不成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或子部门。(3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课题组：《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法律适用》2003年第6期。

例如，2004年英国《国内突发事件法》赋予治理者选择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紧急权力。除了金融经济危机以外，我国的武装力量几乎参与了所有类型突发事件的治理。③可见，调控紧急事件的非常法律是能够成立的。政府与武装力量的协调合作关系，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等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

突发事件社会动员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目前我国的相关规范都属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运行机制规范，这些也应该在未来得以完善。(31)不过，相比于应急行政法律法规而言，应急预案在实践中几乎取代了前者的适用。

(35)王宏伟、吴博进：《应急管理中的志愿者参与》，《城市与减灾》2008年第6期。为应对自然灾害，1950年2月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6月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

(35)总之，在应急状态下，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或者与其有关的社会个体，其行为表现为配合、协助政府进行治理。在实践中，应急预案不排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的适用。